两个时空中的义乌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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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电商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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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户信息】
【货源详情】
两个时空中的义乌生意 今年可能是圣诞老人最孤独的一年。
因为这个东方小镇，义乌——，承载着世界60%以上的圣诞商品出口，商家们正经历着最艰难的一年。
原本在4月份开始的圣诞订单，到目前为止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去年6月，圣诞订单基本结束，但今年，企业仍在观望，预计明年7月可能复苏，以弥补上半年的损失。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焦虑或失望，辞职或积极的改变，义乌的企业主之间徘徊着不同的情绪。
一方面是订单取消，外贸企业家徘徊，印度餐馆关门，货运业务停滞不前；另一方面，有火热的直播，激烈的电子商务，无处不在的电子商务培训广告和电子商务学校.各种元素在这个中小浙江城市碰撞。
随着全球恢复工作和生产，一些国家的消费和生产正在重启，这对义乌的商家来说是个好兆头，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吗？未来是什么样的？他们没有底。
“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到下半年，可能会关闭。”一些外贸企业主说。
“疫情只是催化剂。事实上，近年来，外贸订单一直受到跨境电子商务的挤压。”义乌也有商人这么说。
国际局势的波动和商业世界的微妙变化可以在这里以蝴蝶效应激起涟漪。
义乌的商家，也许是一群最熟悉国际局势变化的人，和在义乌做生意的人聊天，可以聊到中东战争冲突的细节，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东南亚疫情，甚至中印边境可能被缓和解封的时候。
外贸寻路
义乌国际商贸城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营业面积400多万平方米，店铺7万家。
“2块钱，2块钱批发价，2块钱还是太多了。”在三楼的玩具区，店主们正在如火如荼地销售他们的产品。一个女商人在店里拿着橡皮球大喊。
店外有招聘启事，要求差不多。首先，你必须懂电脑，其次，你必须懂英语。一位来自非洲的顾客拿着手机，用流利的中文询问每家商店是否出售玩具枪产品。
与闹哄哄的玩具区相对应，楼上的工艺品区格外安静，主要做外贸出口的订单，节日气氛浓郁。货架上挂满了圣诞饰品、摆件、圣诞袜子、雪花球、彩灯、圣诞球。一些商店里挤满了各种彩灯圣诞树、3元的圣诞挂件和25元的圣诞娃娃.
前些年，这一次是他们订单最多、最忙的时候，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订购、运输、运输和到达国外来赶上圣诞节的销售。
“拿不到货吗？”
店员用一个木制的圣诞老人挂件摇了摇。“捡100块，不零售。”她很熟悉地把名片递到桌子上，说不想错过任何可能的客户，“只要扫一下商品上的二维码就行”，顺便说一句，“我们也会做一些内销”。
“六月份稍微好一点，但是采购基本结束了。”一位从事圣诞饰品出口的店员说。和之前问的店员相比，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显然不想白费口舌。如果七八月份的订单量能上来，可能会减少一些损失。
工艺品也许算是外贸行业里较为好过的领域。
吴元璋是一家风铃工艺企业的总经理。企业创始人是台湾省人。由于市场集中度高，他们现在可以在风铃出口方面达到亚洲第二大水平，主要针对美国大型超市的批发出口，如好市多。疫情爆发后，他们的订单量减少了40%左右。
虽然6月中旬开始好转，但与往年相比，订单量少了很多。就像吴元璋说的，前几年一个产品的订单量在2000~3000左右，现在是240~360左右。
但由于客源稳定，情况逐渐好转。就连工厂工人都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第一，如他所说，好处是好的。第二，在风铃厂工作后，他们很难找到需要同样技能的工厂。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吴元璋等人的风铃企业也在逐步完善。但从事外贸服装出口生意的罗女士就没有那么幸运。
在距离苏溪镇人民政府约45分钟车程的工厂里，罗女士在工厂旁边的一间办公室接待了我们。她身后的柜子里摆满了各种包装好的衣服，办公室外面的衣架上摆满了各种衣服的样品。
与做一个地区外贸服装专业出口商相比，工贸一体的罗女士情况更好。毕竟她没有“孤注一掷”，也没有通过中介机构。她自己直接和外商见面。她主要在欧美工作，也做一些东南亚的订单。然而，这种“相对较好”的情况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善。
“六月份有什么改善吗？”
“没有。”
“有什么缓解措施吗？”
“没有。”
罗女士说，最困难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等下半年到明年的时候，如果订单还在目前的状态，她存的钱几乎就没了，房租和银行贷款也就如期交付了。现在在内部管理上，他们尽量控制内部成本，尽量节约材料。
外贸企业主的心态与前几个月相比发生了变化。3、4月份，国家更担心他们不能复工复产。当时年前的单子还没写完，货也送不出去。
当时政府派人到劳务输出县招工人，义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财政局联合推出《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加强企业用工保障的意见》，提出了企业包车补贴、自返员工补贴、实行专车调剂、鼓励企业多渠道招新员工等相关保障政策。
但当年前订单做完之后，很多工人
开始面临无工可做的状况，于是到了6月份，很多工人又已经返乡。由于国外疫情的影响，一位意大利的客户直接取消了一个季度的订单，因为这位客户的店也一直到6月份才开始开张，往年这时候，罗女士的企业已经开始在为这位客户赶做订单，大概会有8~10万件左右的规模。
还有一部分已经做好的服装，等待客户通知发货。一些款式取消了，原来一个季度可能会下10个款，现在下3~4个款式。
办公室旁边，挂满了出口各地的服装样式，大多还停留在夏装和春款上。在隔壁的工厂里，穿过布料间，是已经装箱的等待运出的货，几个工人在产线上工作着。按照往年的惯例，这时候欧洲市场应该要出一些秋冬款的服装。
内销或许是一条路
6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帮助外贸企业纾困，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坚持市场化运作，鼓励外贸企业拓展销售渠道，促进国内消费提质升级。落实地方属地责任，因地制宜推动出口产品转内销工作，重点帮扶本地区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外贸企业和中小微外贸企业。
不过，对罗女士来说，这条路并不适合她。
“我们本来出口以衬衫为主，内销已经是饱和的，十几年前是因为内销市场饱和，所以外贸才做起来。”罗女士说，另外，内销的逻辑和外贸完全不同，前者拼的是库存，外贸企业则是按照订单出货。此外，不同地区对花型、面料、质量、尺寸有不同的需求，很简单的逻辑，欧洲市场最小码的衣服，可能在中国就已经是最大码了。
“市场细分化已经很成熟，内销就是内销，外贸就是外贸，马上掉转船头是很不容易的。”刘靖在义乌做外贸的货运20年了，对接诸多外贸供应商，这也让他能够全面洞悉这里发生的细微变化。
他有一个做美妆产业的客户，产品销往中东、欧美还有一部分销往国内，不同地区匹配不同的销售团队，今年中东市场基本没有订单。他的一位同行，原来一个月能出140多个柜子，今年4月份才出了一个。
在刘靖看来，此次疫情对于外贸的打击或许更像是一个催化剂的作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跨境电商业务对传统外贸的打击很大，而且跨境电商每年增长很快，他的一个客户，去年一周也就不超过三十个集装箱，到今年4~6月份，每周可以出到150条集装箱。
跨境电商，罗女士她们也不是没有尝试过。
2018年她们招了人，依托亚马逊平台做跨境电商业务，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投入。做跨境电商要对各种促销日了如指掌，例如“黑色星期五”，有多少优惠，有多少累加的折扣，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不能用。对于操作人员来说都是考验，需要投入一个团队专门运营。
“我们针对亚马逊做的衣服，现在还发不掉，货卖不出去也不可能运回来，只能处理掉。”罗女士说。万一对市场把握不好，整个做不起来，这些运到海外的衣服就成为库存，本来面料放在自己的仓库，还能4块钱一米，可是做成衣服，还需要付工人的成本，如果没卖出去，反而亏本。
消失的印度餐厅
与外贸出口的萧条直接相对应的，是义乌的外商们变少了。
到过义乌的人都知道，这里“有一流的印度餐厅”；义乌的高铁站专门有一条国外人员通道；沿街店铺招牌上往往会有三种语言：中文、英文和阿拉伯文；在货运公司店面招牌上，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写着“Door to Door Cargo”。
城北路的印度餐馆，往往从老板到员工都是印度人，他们大多会说中文，个别说得流利，点餐时会热情推销他们的招牌菜——各色咖喱，用餐期间隔三差五过来问一句“好吃吗”？
往年的下午五点半左右，是义乌国际商贸城大多数店家下班的时候，那时公交站挤满了人，一些中东、印度、非洲面孔的人们背着黑色公文包，或者提着装得满满的布袋从商贸城出来。他们多是在义乌从事外贸行业的外商们。
印度，是义乌出口商品最多的国家之一。义乌国际贸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今义乌出口目的国的排名中，印度排名第二，为6.5亿美元。
而在此之前，印度曾多年成为义乌对外出口最多的目的国，2015年，义乌对外出口商品总额为338亿美元，对印度出口为180亿美元。
但今年的气氛冷清许多。
5月12日，印度总理莫迪在3月24日颁布全国封锁令之后的将近50天里，再度宣布延长“封国令”，3月23日，义乌国际贸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上发布了一则风险预警，印度政府财政部长尼马拉·西哈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在其2020年—2021年政府预算中宣布，上调家具、鞋类、家电、手机零配件、玩具等产品的进口关税。
6月中印边境的冲突升级。
“6月份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多货又不敢出了。”刘女士是一家叫做AMKAY的外贸代理公司，印度商人把订单给她们，她们负责找供应商拿货，然后发给货运公司。
她的老板是一个印度人，在义乌做了十几年。今年，印度老板留在香港，来不了义乌，只能远程和她们沟通工作。福田商务公寓，坐落在城北路和城北中路，这座公寓里几乎都是和AMKAY一样做外贸代理的公司。
“我们对面也是一个印度老板开的外贸代理公司，直接就滞留在印度进不来。”“你看到的街上的这些外国人，比以前要少一半了吧。”她无奈地笑笑。
许多印度餐馆大门紧锁。透过玻璃门还能看见里面的餐桌椅和吧台落寞地蒙着一层灰，或许只能从东南亚式艳丽的招牌中看到曾经的热闹。
疫情期间，为了鼓励外商回归，义乌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春节和疫情防控期间，为外商开通24小时热线，发布中英文版的指南，解答疫情防控期间移民与出入境问题。
“6月份，外商到义乌还是慢慢多起来了。但是针对印度的外贸型企业现在影响特别大。”刘靖说，“而且印度市场有一定的独特性，如果是很针对性做印度这块市场的话，很难再开拓其他的出口方向。”
谈话间，刘女士的印度老板给她打了电话，确认一个订单的信息，她用英文逐个报出订单的数字和发货的情况。“现在就等着7月份看看有没有好转，我们先把货准备下。”
直播里的另一个义乌
笼罩在义乌上空的外贸订单消失阴霾，正在被另一重光照亮。
义乌北下朱，是义乌的直播电商聚集点。路口拱门上写着“中国·义乌江北下朱电商小镇”。进了这道拱门，好像与义乌国际商贸城并不处于同一个时空。
满大街大红招牌上醒目地写着“爆款之家”“网红产品”“平台对接”等字样。嘈杂、混乱、三轮板车往来穿梭，载着货物或者前来寻货、衣着艳丽的电商主播们，黑色塑料袋里装着淘来的各种爆款。
卖烤串、烧仙草、炒面的摊点支在各个路口，东北口音的胖老板挥汗如雨地把一份炒面甩进塑料盒里。
走在街上，随时能被塞进一张直播电商培训的传单，有试听课，现场线下教学，传单上书：“5G直播培训基地，最专业的老师，最便宜的学费，最干货的课程，最完善的售后。”
一些沿街店面上，还贴着出售抖音、快手账号的广告。在疫情影响下再次被吹起的直播经济风口，给北下朱这个小区又点了一把火，义乌的商家们也看到了新路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这排商品一律9块9！9块9！”7月3号的义乌廿三里拨浪鼓广场的“拨浪鼓·夜集市”活动，好像一个小型北下朱，商家们纷纷在广场上摆摊卖货，直播吆喝。
“货郎先生”的老板娘衣着靓丽，在商品间辟出一块地方，摆上直播设备，自己上镜卖货。7月，义乌的天气闷热潮湿，头上的汗混着化妆品，在脸上留下汗渍，她还是兴致颇高。
这是廿三里街道办事处和义乌市妇女联合会合办的一场活动，聚集了70多家企业，在广场上带货直播。一家参会的车行，则在这次的直播中卖出了1辆125900元的别克轿车。
陶小燕，在义乌做了三十年的生意，卖一些小饰品，在国际商贸城也有摊位，她不做外贸，一直做的是内销的生意。尽管由于疫情，订单量有所下降，但6月份之后有些微好转。
她在义乌有自己的工厂，工人只有往年的一半，但因为订单量减少，所以现有的劳动力能够支撑。
今年她开始试水直播卖货，直播业务由她的儿子负责管理，“年轻人说直播能够拉动一些销量。”一天做一场，一场4个小时，有自己的直播团队，有时也会从外面找专门的直播团队。
说话间，有客户开着手机直播，前来寻找货源，陶小燕热情地推销她们的网红产品。
义乌半岛酒店销售部门的夏女士也和同事在廿三里摆了一个摊位，这是她们酒店集团推出的新模式——花了3年左右的时间挑选、联合厂家，直接售卖酒店使用的一些产品，例如饮用水、牙膏牙刷、健身包、酒店餐厅用的鸡蛋等。
“所有的产品都是厂家直供，如果客户在住宿期间发现产品体验很好，可以从我们这里直接下单，价格都是出厂价，比如一瓶水，其他渠道售卖可能要10块钱左右，我们这里买2块钱就可以了，酒店从厂家那里收取服务费。”夏女士说。
除了在酒店里，他们还在小区里推到家服务。这个模式并不是专门针对此次疫情推出的，2019年下半年正式推出，到了2月份由于疫情，小区封锁，她们推出了到家服务，厂家专车配送到当地，酒店派人到高速路口接车，把产品送到各个小区。
夏女士说，集团之后还会推出直播房的设置，“毕竟趋势在这里。”集团会让厂家的老板们过来做直播，“老板自己做直播，老板们就是第一责任人，会很用心经营自己的产品。”今年，她的很多同事都去考了直播证，她自己也考了一个。
但其实，直播带货本质上只是一种营销手段，很难解释是否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收益。
“直播现在基本上还是处于投钱的状态，还没有钱赚。”陶小燕说，“货还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做传统生意的还是要把生意做好。”
注：文/陈伊凡，公众号：底层设计师，本文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88货源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