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新摊主们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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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新摊主们的时间不多了 一个月后，当我和凌哥谈到最近的情况时，他不再照顾身边摊主的生意，原因有二：
一个是他已经彻底受够了——。刚开始摆地摊的时候，他把周围的地摊都吃了，希望用实际行动鼓舞人心，但是热情很难打味蕾。
其次，时间不够。
就在前几天，卖完小玩具后，他决定改变策略，选择和钓金鱼和戒指的大佬们一起摆地摊，试图通过所谓的“集群效应”榨干它。“成本”就是大哥在忙其他事情的时候，需要帮忙看金鱼摊，不然路过的熊海子可能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当然，凌哥的生意真的越来越好了，但对我来说未必是“好消息”。
一个月前“地摊经济”的刷刷和社交网络的正面回应曾经给了我一个假设：当深谙互联网经济玩法、充分体验过社交网络沉浸感的年轻人开始成为新的地摊主时，“地摊”这种已经被严重固化的经济形态的形象和功能定位可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重新定义。
现在假设还卡在假设里，但不知道能不能用“新摊主”来定义这个成仁路街的技术娴熟的年轻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使用假名。
01
不存在的“新摊主”
脆皮肉王子符合我的“新摊主”理念：他在“摊点经济”兴起后决定摆摊，之前并没有以摆摊为主要职业，在社交网络发展后迎来了青春期，这让电子商务自然而然的定义了她的一部分“商业观”。
她也是我发现的所有“新摊主”中最出名的一个，甚至“不小心”成了四川首富镜头里的产品公告素材。
大概是6月中旬，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浩的妻子丽莎发了一个关于夜市购物的颤音，并附有旁白：
".最让我吃惊的是，有个年轻人在这里卖我的小脆肉，听说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络名人.可能这个年轻人不知道，今晚照顾他生意的是这个产品的创始人。白手起家的时候，也开始在青石桥卖鹌鹑蛋。也许这条街上会诞生很多创业者。加油哇！年轻人！”
里面有一种“蹭热点”的味道，——，因为我发现酥肉王子并没有经过任何严格的“选品程序”，或者更准确的说，只是“方便画图”，管理层考虑的很少。
例如，她为我计算了一个账户：
一袋1kg小酥肉的价格在50元，一般可以炒十几个小碗。按照12元卖一个小碗的价格，再考虑摊位材料的制作成本和投入的时间成本，作为夜市产品的原料，半成品小酥肉的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
脆肉王子无意成为企业家。
她摆摊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觉得(酥肉)好吃又闲，所以找点事做，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主业之外的包装创作上：花了三天时间准备摆摊的装修，设计制作“酥肉王子”的灯板，印刷Q型车牌，饭盒上贴的图案。
她甚至不打算做“长期生意”。
现在玉林西路夜市找不到这个摊位了。一个多星期后，脆肉王子已经退出摊位。她在个人微博上以1.4万的关注度宣布：“这个使命结束了，接下来会有很多新的尝试。”
我很好奇酥肉王子的工作，在查询失败后试图从她的微博和朋友圈找到答案。后来我能想到的只有美剧里经常出现的一个形容词：凉凉。
在撤摊后的日子里，她和朋友们逛商店、看展览、淘猫、买花衫，不再继续在其他地方摆摊。
“摆摊找乐子”也是2020年夏天起步的几乎所有摊主，无论是以个人身份外出，还是进入大型商业区的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基调。
比如一买广场春熙路夜市。
在这里摆摊一晚上要120元。在申请摊位时，需要对待售产品进行审查，重点是需要投入相当大成本的类别，如工艺品、文化创意用品、小饰品、小皮具、扎染、异国装饰等。很难想象入驻的摊主能以这种经济形式谋生。
但在小红书搜索“成都夜市”中，10家中有4家是以这个夜市为主；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这里的摊位从十几个逐渐扩大到几十个。
前段时间全国各地出现的“豪车摊”，也是“人均票”。
比如昆明著名别墅区1903公园组织的“豪车市场”，就有着鲜明的“联动营销”影子，一些品牌的豪车可以免费摆摊。
在活动草案中，活动官方名称为“汽车文化夜市，1903公园引领夜间经济新商业模式”。
主办方声称市场成交额超过百万，包括舞蹈表演、灯光走秀、卖粽子(礼盒套装，493元/套)、卖止汗剂、卖鲜花、冷面、冰粉。交易成功，一辆二手法拉利FF卖了172万。
但更进一步，豪车可以帮助他们吸引注意力，扩大争议。
他们经常把车停在灯光明亮的商业区附近的公共土地上，卖明信片、干花、耳环和其他与邮费不匹配的廉价商品。他们和车聊天、对打，接待零散路过的客人，提前做好交警到来的准备。
于是在不断地传播下，一个偏见在缺乏“深度阅读习惯”的舆论环境中被反复夯实：摆地摊的年轻人大概率都不缺钱，大概率都不以摆地摊为生，大概率都是为了找乐子。我在灵哥身上看到了这种“偏见”带来的具体影响。与酥肉王子、豪车车主们不同，灵哥失业了小半年，在疫情后开始打零工，并指望“地摊”能够帮助自己顺利地开启下一段职业规划。
于是在确定自己要卖什么前，他在成仁公交站附近观察了好几天，每天下午从五点到九点：
“卖网红气球的卖了三个，二十一个。卖兔子的卖了两只，二十一只。卖饰品的卖了几个，七块到十块一个。买酸梅汤冰粉的生意最好，十多个。卖衣服的没开张，十块一件起。”
耗了两个多星期，灵哥决定卖小孩玩具，什么会发光的仙女棒，一路唱歌一路摇头前进的小羊，他从1688进货，成本快一千。
他也别无选择，“水果我们玩不起撒，周围都有啥百果园，卖得不及时没两天就烂在车子上了。这附近小孩多，每晚多少还能买点。”
灵哥给我展示这个小程序，但他说这个小程序数据不全，有的地摊点已经撤掉了，上面还是显示的有摊点。
他的想法很理性：将成仁公交站看做地标，代表着成都中高阶层的购买力，附近的楼盘均价在3万左右，并且教育资源齐全、大型商圈配套，这里的居民理应“恩格尔系数更低”，更懂孩子“寓教于乐”的重要性，从而转化为实打实的儿童周边消费者。
但摆了好几天，灵哥的销量明显低于预期。
中产育儿的精耕细作似乎更倾向于少儿编程、英语和轮滑，并没有多少空间容纳下他的玩具，光顾他生意的大多数还是老人和小孩的组合。
一个月后的回访里，灵哥逐渐把小玩具销出去后，他狠了狠心增加了投资扩大了阵线，换了场地，和钓鱼的、套圈的大哥摆在一起，生意总算好了一些。
不过提心吊胆熬过了北京疫情的反扑，又开始担心成都最近的多雨天气。
他最近也减少了朋友圈的更新频率，回复我的速度也开始变慢，原因是很忙，要留一只眼睛看住折腾的熊孩子不把鱼弄死。
好在灵哥一向是乐观的。他给我看他的摆摊微信群里的对话，一个陌生网友在清理挤压库存的云南野生大树茶网友感叹“从开店的坐商变成摆摊的行商，今天是摆摊第一天”，灵哥就安慰他“大环境如此，没法。
风雨过后见彩虹。”他的个性签名还和一个月前的一样：
“越是感觉无望的时候，可能希望往往就在眼前。”
02
被怀念的“老摊主”
其实从时间线来看，“地摊经济”并不是六月份忽然火起来的。
比如《人民日报》引用的成都“马路经济”数据：
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0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147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实际上是截止至5月28日的数据。
距离后来的朋友圈刷屏、新媒体借势营销热潮，数据出炉几乎提前了两周，存在一个微妙的时间差。
后来有人将这种时间差解释为“地下文化出圈”，认为“地摊”就像所有亚文化一样，它是一个解决方案，能帮助因为疫情而影响收入的人们解决实际问题，但它的形象在社会舆论里“太难看”——直到它悄然走红到足够引起媒体关注，并在舆论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相对积极的社会定位，人们才坦然讨论起来。
换句话说：“地摊”话题的兴起可能并不意味着“地摊好做了”，而是更多意味着“有关地摊的问题终于可以公开讨论了”。
这也是老摊主李智不看好新摊主们的原因——在他看来，作为“摊主”可能遭遇的困难，并不是随便读几篇公众号文章、几条热搜就能弄明白的。
李智的寿司小摊开在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后街西苑，那是一个总登上武汉本地生活方式公众号的地方，也有不少因为给量慷慨而走红抖音的小吃。
前段时间因为实在没有生意，他去应聘了汽车销售，要经过为期四天的培训之后才能上岗，但他没通过第二天的考核，“底薪2000，摆摊生意最好时一晚上就能挣一千了”，于是他又重操旧业开始出摊，每天入账几百块，净利润他还没敢算。
后来就是“地摊经济”的全方位爆火，“好消息”不断传来：阿里巴巴推出了700亿无息赊购计划、京东和苏宁也分别推出了“星星之火”、“夜逛合伙人”等看起来很慷慨的举措，但李智很难估算这些利好到底能带来多大帮助——因为他有稳定的线下进货渠道，也有熟悉的送货伙计开车，在没有疫情的经济周期里，他依靠这样的组合打垮了各种电商思维。
对李智来说“毕业季”的到来或许更具现实意义。
从六月到七月，毕业生分批回校收拾东西，短暂为他带来过一阵子客流，又迅速地灭掉了，这让他陷入了一个窘境：
他的生意很大程度上依赖学生客流，通过熟客完成口碑传播，但寒暑假一起放让有更多熟客连声招呼都没打就离开学校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换地方”也是需要谨慎的事，因为“卖小吃肯定是要长期做，事关食品安全嘛，还是和卖衣服卖小饰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不一样的。”
林老汉和妻子面临的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麻烦。
他们夫妻俩之前在成都红枫岭外面的空地上摆摊，因为太过热闹，引起了门店业主的不满，加之因为扰民业主和小摊贩偶有冲突，终于在六月的某天从城管那里得到了新的安排：摆摊的人全部向北迁移几百米，前往成都四十九中学旁边的路口。
和林老汉一起迁来的还有年轻摊主aka潮流小妹图图和刘姐，那是她俩摆摊卖衣服的第二天，大多数书基本款式，三两件是设计感的亮色绑带，三十一件，五十两件，荷花池进货，成本一千。“他们摆摊是生活，我们摆摊是生存”，图图指了指旁边摆摊的钵钵鸡小摊，林老汉夫妇的摊位。
其实这也不是林老汉和妻子熟悉的生活，因为新摊主们普遍都使用移动支付、甚至可以网上下单线下提货，而他们却“耍智能机耍得不利索”，又听说了那种坏人把收款码换成自己的二维码的故事，于是产生了许多额外成本，比如装了一个嚷嚷得足够大声的小喇叭，每当有人付钱时，他总是迟缓几秒等到喇叭响起报账的声音才点头说行行行。
他们更怀念以前。
孃孃说他们早年在广汉有一个门店卖钵钵鸡，后来因为遭遇了车祸，没法顾及门店。这几年搬到成都和儿子住，闲着没事出来摆个摊赚钱，早上早早起来到市场进货，中午加工，下午四五点钟出摊。
我注意到他们的小推车招牌上印着“四川卫视美食节目《四川味道》推荐抖音网红钵钵鸡”。
“你玩抖音吗？”我指着他们的招牌问道。“不玩。”“那你为啥说你家的钵钵鸡是抖音网红？”“打印店的人说的嘛。”
03
被消费的“摊主们”
一个月过去了，林老汉的摆摊生活没有多少变化。
时程表没变，只有和灵哥相同的担心，天气阴晴不定雨水不断，林孃孃受过伤的腿在雨天行走总是要小心翼翼，让人打不定主意要不要出去摆摊。
图图和刘姐好不容易趁着四十九中放假前把T恤卖掉了，赚来的钱拿去接手了北京一个小姐妹的小饰品摊位，据小姐妹所说，生意很好，自己已经卖光又进货第三次了，自己要去实习才脱手的。
接下去刘姐和图图打算卖老头老奶奶汗衫，至于和小饰品放到一起卖搭不搭配，这又另当别论了。
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我总是不自觉地想起8年前马云王健林那场著名的对赌。
在2012年底，他们约定“2020年，如果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份额占50%，王健林给马云一个亿，如果没到，则由马云给王健林一个亿。”
后来在行业媒体的解读里，这场对赌被认为隐喻了中国零售产业的布局——互联网可+世间万物，但技术在给人们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区分出了残酷的上游和下游——上游定义着游戏规则，下游源源不断地成为资源，补充到稳定运行的行业机器里。
好在高考季来了，前段时间被各大营销号挖出的“互联网大佬们也摆过摊”的故事，现在变成了“互联网大佬都上了什么大学”。鸡汤换了几种口味，但锅里头那只鸡没换，还是成功学的模板。
目光回到现实来，鸡汤使人虚胖。
小红书、抖音里“日赚小几千”的帖子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这阵从政策松口开始刮起来的风已经吹了一个月，有人起飞了，有人落地了，有人跃跃欲试着起飞。
地摊在人们的实践里又慢慢流淌回原有的河床。
注：文/指北BB组 洪咸，公众号：互联网指北，本文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88货源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