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院往事：180天的重逢 115年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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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院往事：180天的重逢 115年的流变 “你好，电影院！”
三天前，人民日报评论部的这一问候表达了电影人、商业地产开发商和更多普通人的心声。
等了180天，人们终于欢迎回到电影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和老朋友重逢，又重新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电影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可能因为这一特性而具有实体存在意义和商业市场价值。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复工是否能带来恢复，我们已经在思考电影形式会走向何方。商业地产和电影院将如何共存？
本期我们详细讲述历史，略谈商业，从中国影院的过去中寻找关于未来的发现。
引领新兴商业区的萌芽
在中国，电影院和商业空间走到了一起。
1905年，俄罗斯建筑师潘瓦科波采夫在哈尔滨创办了伊留江电影院，被誉为“东方莫斯科”。这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电影。
两年后，一家外国公司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电影院，——平安电影公司，位于北京东长安街以北。当时剧院有200个座位，装修很好，设备齐全，但只对外国人开放。
1913年，一个商人“因为商业萧条，专门收集了大量资金改造大栅栏大观楼的内容，白天唱女人的秋天，晚上试验电影”。前门大观楼照相馆于当年7月开业，业务极其发达。
至今仍处于沉寂时代的中国电影业，从此进入了一个快速生根发芽的时期。据统计，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除港澳台外，全国共有电影院140多家，其中北京约13家，哈尔滨、天津、汉口等地有10多家。根据美国商务部当时的统计，中国18个主要城市共有106家电影院，共6.8万个座位。
北京前门附近有四家电影院，分别是大观楼电影院(1913)、新世界电影院(1918)、游乐园电影院(1918)和花园电影院(1918)。目前，以apm购物中心闻名的东安市场有真光电影院(1920)和明凯电影院(1921)。这些内置电扇、排气扇、抽水马桶、光电设备、西式建筑特色的新颖空间，为老北京居民创造了一种与书店、剧场、茶馆完全不同的娱乐体验。
当然，在全国范围内，上海是电影产业最繁荣的地区，其影院硬件水平、电影质量、观众欣赏质量明显优于其他地区。
有趣的是，上海电影院的萌芽可以引领上海商圈的第一代升级。在以“点拍”为主的20世纪10年代后，新建的电影院大多自发地跳出了石楠老城厢和南京路这两个传统商业区。新式娱乐“不屑”与两地的游乐场、酒馆、赌馆互动，取而代之的是集中在公共租界北部新兴的商业区——虹口——。
同时，由于来自江浙粤的商人、侨民、文人和移民的逐渐聚集，虹口很早就形成了现代的市民文化和娱乐生活方式。
电影院作为最时尚的娱乐场所，在这种“商人要混”的环境下还是挺受欢迎的。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住在景云的鲁迅在8家电影院记录了21个观影记录，其中18个在虹口。
对于中国人来说，在电影出现之前，以戏剧为代表的娱乐消费是一种以听觉为主体，人们一起欢庆的喧闹体验。
电影院带来的是黑暗安静的环境，整洁合理的布局，注重屏幕的视觉聚焦，与老赌场形成鲜明对比，让文明人有可能感知、体验、学习、模仿超越自己现有认知的事物。
观众在电影院的观看、消费和评价也赋予了电影院的实体以文化和社会意义。
与中国最初的城市化和现代商业区建设同步，电影院开始发展成为“以目的地为导向的文化娱乐消费场所”，这促进了社会对这一概念的共识。
关于国家意志的公共空间
然后，动荡的时代开始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国家资本涉足电影业时，它不得不面对外资垄断市场的困境，在日伪的文化和教育控制下生存下来。
1935年，联华电影公司推出国产电影《天轮》。这种“重磅系统”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渠道很少。——如果要在美商投资的上海大光明剧院上映，《天轮》必须接受只能上映两天，7分账的严格门槛(联华电影产业3，大光明剧院7)。
中国电影公司没有多余的能力来创建自己的影院，他们经常因为拍摄问题而无法与影院协调。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不是很好，因为整个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同时，与好莱坞似乎也有一些相反的现象。
——《青春电影》 1940年的一篇报道
到1941年，1937年成立的满洲影画协会直接或间接控制了中国76家电影院。同年，另一家日伪背景的中国电影公司成立，并很快控制了106家影院，其中54家用于放映日本电影。
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国产电影和国家影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在需求方面，电影作为国家意志的载体，因为这张期票，
价水平的大幅下降而快速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以上海为例，当时的新兴工业基地——闸北和曹家渡地区，就曾经历影院数量直线攀升、观影消费迅速普及的阶段。去电影院看电影，成为区域内工人群体的普遍休闲方式。
按1930年代上海社会局的调查数据，工人家庭平均每户的年娱乐花费为2.4元，约占家庭总开支的0.5%。而上述地区的闸北大戏院、山西大戏院、奥飞姆大戏院等影院，票价最低在2角左右，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年可以看12次电影。普通工人去影院观影，既不必再受交通不便之苦，其家庭经济能力也足以承担。
在供给侧，1943年上半年，北京最卖座的10部电影，均出自中国影人之手。这一时期，以恋爱为中心或所谓”大题材中国电影“的作品，在日本的“大陆政策”压迫下，仍然折射出中式的道德图景、民族影像和家国梦想。不仅不同于好莱坞，也与日本电影机器的价值观有明显反差。
在成都、重庆，以往只对娱乐片感兴趣的观众，开始喜欢题材严肃的国产影片，《桃李劫》《空谷兰》《风云儿女》等影片“连映十余日“，受到人们的热捧。在广州，但凡有抗战影片上映，影院就被挤得水泄不通，七七事变后的《卢沟桥事变》《淞沪前线》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抗战热情。
动荡年代中，影院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社会价值。电影的大众化普及，与国产电影的逆境突围，为产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影院也因此成为了，象征社会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公共文化空间。
狂潮上演的舞台，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跨过近半个世纪，影院再次进入一个急速演化的节点。
关于80年代电影产业的一些数字，如今看来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发行放映卷）》的数据显示，1985年全国有18.2万个放映单位，当年观众人次217.6亿，产生放映收入13.57亿元。而2019年，全国院线银幕总数为69787块，城市院线观影人次为17.27亿。
当然，由于统计方法等方面原因，80年代的数据并非完全正确。但在很多中国人的记忆和感受中，当时大众观影热情是远远高于现今的。
由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去电影院看电影，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唯一的娱乐选择。在上海等地，甚至出现了专门放映小众艺术电影的“探索影院”，如“红旗”“平安”“嵩山”影院等。如《黄土地》那样的艺术电影，在放映初期也能做到场场爆满。而像《少林寺》这种“动作大片”，二刷三刷万万是不够的，连刷十遍也并不为过。
电影学者单万里先生，在回忆他80年代观影经历时，曾提到：
1984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意大利电影回顾展，尽管该馆尽可能多地安排放映场地和场次，但仍无法满足观众狂热的观影需求。一票难求，以至于竟出现了有人以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换一套电影票（40部电影）的疯狂事。
要知道当时北京市普通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约为50元左右，一套意大利电影回顾展的门票为20元，而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的零售价却要150元左右，相当于普通职工工资的3倍，电影票价的7-8倍！
在物质生活水平尚且低下的年月，以高于月收入和电影票价数倍的花费看场电影，今天看来很难理解，但对于当年那位“疯狂”的影迷来说，他得到那套电影票时，内心肯定充满了欢欣——尽管这是一种“奢侈”的欢欣。
在这特殊的改革期，影院空间演化出三种典型的社会形态。
1. 单位附属影院
80年代初，北京约有32家单位对公众开放自己经营的影院，主要分布在西城等老居住区。时至今日，西四的地质礼堂电影院仍在运营中。由于单位影院往往不严格检票，与“看电影”同时烙印在老北京人记忆中的，也许还有“逃票”。
2. 社区配套影院
仍以北京为例，80年代政府开始向二环外规划建设大型居住区，如劲松、天坛南门、莲花河等，作为社区配套设施的影院也随之建立起来。劲松电影院至今也仍在运营中。
3. 重新绑定商业的影院
以1987年中影公司召开“全国城市电影院改造、建设经验交流会”为起点，全国影院开始向高档次（空调、宽银幕、立体声、软座席）、多功能（录像厅、咖啡厅、小卖部、茶座、游艺室）的文化娱乐中心提升转变。1988年，全国达到百万放映收入的电影院已经上升到55家。
在此新旧观念激烈碰撞的时期，大众获得了与电影对话的机会，影院逐渐成为一代年轻人个性宣泄的精神家园。更具文化交互性的影院空间，由此在中国人的集体心智中建立和发展起来。
1980年代中后期，以张艺谋、陈凯歌、张军钊、田壮壮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崛起，他们在十年后，会激发出大众对电影产业和影院空间的又一轮痴狂。
市场化的三阶段，摸索、高峰、瓶颈
放在百年的历史中看，自90年代以来，影院的演化逻辑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1992年后，随着一系列政策的落地实施，影院重新确立了市场化的“产业地位”。电影的制片、发行、放映逐渐被市场主体串联起来。
资料来源：RET睿意德中国商业地产研究中心
1997年，《甲方乙方》一个月内就在北京取得1050万元票房。其背后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依托拥有18家影院的新影联公司，针对市场需求组织拍摄，获得了延伸到放映端的市场主导权。
不过，虽然政策开放水平逐步提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行业仍然不温不火地摸索着前路。
以最重要的院线制改革为例，2004年以前，大多数院线都是由负责发行的省市国企单位牵头建立，它们往往以片源为“线索”连接影院，主体间的资本连接不紧密，并不形成统一的品牌。2003年，全国25个省市区有35条院线，其中20条仅局限在一省一市内运营。
如今，为了让最普遍的消费者能够持续不间断地、极方便地看到“好看”的电影，电影产业重新对自身进行了高度分工。
这其中的核心线索是：怎样的产业链，才能让电影内容有效地变现？
直白地说，就是要让电影票房最公平地分配给电影生产过程的所有参与主体，以保证行业的良性发展。加上主要难点，可以认为，产业链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生产高度集中的电影内容，在消费极度分散的市场中，实现长链条、多场景、持续性、高价值的变现。一定程度上，90年代的电影低潮，正是因为行政体系对此难有作为；直至现在，这一问题也没有被完全解决。
在国内，地产资本的力量对解决这一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4-2008年，华纳万达、UME、百老汇、大地、横店、时代华夏今典、比高、耀莱、金逸等不同背景的资本力量开始登场。国内院线和影院经历了剧烈的兼并、整合、重组、扩张、更新换代。各方资本势力也在此之后的数年中不断地此消彼长，并最终形成了影院联姻商业地产的成熟模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RET睿意德中国商业地产研究中心
2008-2018年可谓是影院的“黄金十年”。在全国院线数量仅增加14家的情况下，院线银幕数从4097块增长到60079块，整体翻了近四番。其中，2010-2016的年复合增长率更是高达36.9%，中国自此稳居全球银幕总数首位。
此中盛况，自不必表。
1920年代，上海虹口商圈与初代影院共生共荣。90年后，这一狂潮在加速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中，重装上阵，遍布全国。
当然，历史也在另一个维度上重复了自身。1927-1937年间，北京曾“疯狂”开出17家电影院，继而因过度竞争而陷于客流下滑的困境。北平市社会局1936年的调查显示，当时还能正常放映的9个电影院观众寥寥，几乎全部亏损。
而近年来，影院的同质化问题、客流下滑问题，同样困扰着业者。今年的疫情，使影院业遭受了最长的停摆期，行业内也开始出现了大中型商业项目去影院化的讨论。
2018年，中国人均观影次数仅1.3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仅北美地区的1/3左右和韩国的1/4左右。虽然银幕仍以较高速度新增，但全国单银幕票房产出连续三年下滑，相比2014年有20%的落差。高线城市观影人次接近饱和，低线城市需求前景并不明朗。
毋庸置疑，即使没有疫情，影院也正经历瓶颈和困局。中国影院，似乎在尚未发达之前，就耗尽了人们的热情，开始走向沉寂。
如云发达，固犹未也
——《谈北京的电影院》，
《影戏画报》1927年第11期
如果只是一个终端、一种业态
影院还有怎样的未来？
所以，影院的未来将会如何？
在百年历史的后1/10，影院被打上了“电影产业终端”、“黄金主力店”、“流量抓手”、“大空间业态”、“物业条件改造难”、“盈利微薄”等等的标签。
从资本的视角，行业的低谷、热潮的退去，是重新洗牌、利益再分配的良机；从商业的视角，体验消费的必然趋势下，影视内容的线下消费链还大有可为；从科技的视角，无论是toC的视听升级，还是toB的数字化改造，都可谓方兴未艾。影院的未来，在这些视角下，似乎都仍然保有发展潜力。
然而，作为一种可在大众精神层面具象化的“空间”，“影院”一词的指涉范围明显地越出“抽风机、幕布、电光设备”所构成的物理范围，甚至也越出个体意志、现世存在、消费社会的边界。
当人们走进影院，那种自动建立于个体与空间之间的联系，似乎更近于形而上的对话，而非形而下的合约。合约可以被标记和存档，但对话才会被铭记和传承。
影院的流量原理与产业逻辑，可能也正是根植于，其作为“社会空间”的社会生产过程。因为有人们的观影、想象、批判、交互，所以影院的物理实体和依附于物理实体的商业价值才存在于现实。
影院空间的非物理性变革，已经箭在弦上。
如果影院仅仅是电影产业的一个终端、商业空间的一个业态，那么毫无疑问，更沉浸的设备、更便捷的入口、更流行的体验，会让影院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除非，我们依然能与影院，对话、共情、悲欢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