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仕

入世是一种生活态度，与出世（像庄子那样）相对，比如儒家的态度就是入世的，佛家的就是出世的。世是尘世，是日常的生活。

　儒士与出仕.....士之学者，以成君子为务。君子者，仁智兼备之人也。君子修身者，修此也。君子出仕，非其欲也，行其义而已。志在行仁，则仕与不仕无不可。有其德者，得其时者，以仕为宜，为尽其德能以弘仁道也；有德而非其时，正心慎行可也。

　　政者，正也。孝悌忠信，践之履之即正，弘之宣之亦为正。亭林先生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之事，肉食者谋之。天下之事，则匹夫有责。”出仕当谋国事，国事岂非天下事？自善自正之士，当谋天下事，天下事何尝无关于国事？先师为相于鲁，是仕也，而谋及国之政；周游列国，谋其道直行也，非谋出仕也，欲其仁道惠及天下也；纂订六经，垂范后世，欲仁道惠及万世千国也。仁矣哉！

　　士不言政，则失其天下之责。言政而非正，足以害乱天下；言政而身不正，足以致虚伪之风。有无恒产而咸有恒心，则富贵不骄，穷困不滥。不骄不滥者，是为履仁；能施而惠及于人者，方为行仁。士之言政，旨在正天下，非与天下为敌也；旨在益民生，非倡天下之乱也。士之言政，不轻出于口，思之再三而后言，尚有违道离正之虞，况其轻率而言者乎！个人之失也轻，而政之失也重，可不慎哉？

　　论韩愈的出仕观对其影响及其他

　　不过无论如何，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角度来说，韩愈的排佛，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积极的政治、社会两方面现实意义的。只是韩愈诸多的排佛理由，最后几乎都归结到了社会、经济问题和夷夏大防上，却基本上没有触及到佛教的核心教义，所以没有从根本上和佛教展开较量，故而即便当时有着良好的排佛条件，但由于他主观意识上的先天不足，最后导致了在排佛问题上不能被信佛者的认同而没有取得比较大的进展，同时也导致了他排佛理论的必然是比较粗糙和不能命中要害的，这与他排佛的根本出发点有着直接的关系。

　　韩愈虽然在排佛的同时也连带着排黄、老，但是如前面所说，基本都是因为在提及佛教等宗教问题上要谈社会、经济问题而不得不连带提到，或者是在关系到儒学地位的时候才批驳一下，他的很多行事表明他其实并不真的不信奉黄、老道家学说，实际上他不但在世界观上是信奉天命论的有神论者，实际生活中还在信奉着黄、老之术，在这一点上，韩愈又一次表现出了他的两面性。

　　其一，“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14），大违“子不语怪力乱神”之道，尤其他更是做为一位儒家领袖，斯矣可笑夫。然亦有人以为祭奠之文或有推敬之意，不可尽信，然则他在论著与诗、文、书信中也频频言“天祸”、“天殃”，除在《圬者王承福传》、《五原》等篇外，如在《感二乌赋》中云：“盖上天之生予，亦有期于下地，盍求配于古人，独怊怅而无位，唯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戏”，《省试明水赋》：“唯玄月实水精，故求其本也，……德业于坎，同类则应，形藏在虚，气应则通”，这不单单是天命论了，已迹近道家的阴阳学说，还有《与崔群书》：“况天之与人，当必异其所好恶无疑也，合于天而乖于人何害，况有时有得兼者邪？”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足可证明韩愈是个天命神鬼论者。

　　其二，韩愈口虽不言并且还时常排斥黄、老道家，但实际还是信奉道家那套长生不老理论的。韩愈晚年时，家境富裕，据记载：“用硫黄搅粥饭啖鸡男……千日后烹庖，名‘火灵库’……愈间日进一只焉”（15），他自己也在《寄随州周员外》一诗中道：“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这个周员外名为周君巢，是当时在服铒丹石方面的专家。而白居易诗则更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证明最后韩愈竟然是因为服食丹药而死的。

　　不过很多韩愈的追随者对这点很难接受，认为韩愈反对服食丹石是有证据的，那便是他在死前的一年，也就是在长庆三年(823年)写的《李干墓志》里说：“余不知服食说自何世起，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李干）及且死，又悔”，因此认为他是不服食丹石的。

　　说到墓志，这又牵涉到了另一个倍有争议的问题，也就是韩愈的谀墓问题。韩愈一生中写了极多的墓志，在这个问题上后世一直有很多争论，有说他谀墓的，有说他不谀墓的。实际上，如果我们暂时撇开韩愈主观上到底谀墓不谀墓的问题不谈，就会发现应该予以重视的是自韩愈的文誉起后，他生活费用的一大来源就是为人写碑铭墓志，李商隐在《齐鲁二生》里说当时有个刘生叫刘义，曾经“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可见他为收取钱财而为人写墓志碑铭这个事情，在当时已经是人所共知的。

　　韩愈少年生活艰险，出仕后又几次沉浮，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再为国子博士时，又收留了侄子韩老成一家，他说这时已经“家累三十口”，而国子博士月俸为25贯，因此他的生活压力是比较大的。韩愈曾有两个关于写碑铭的记载：《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在王用男人一事里他说收受了“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韩弘事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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