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南京最近有什么会议（政府“智囊”齐聚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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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22日，2022年全国政策咨询会在南京召开。
会议名字很低调，内容却十分高大上。主办方是服务党中央、国务院决策的高端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会议经国务院批准召开，每年召开一次。这个会可以说是观察我国经济运行和宏观政策“风向”的重要窗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通俗地讲，这是一次为各级政府“智囊”划重点的会。
有哪些干货？一起来看。
看国际，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显著加大
http://年www.Sina.com/2022年，受诸多困难和不确定因素叠加困扰，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显著加大。
风险是什么？
2022年，虽然世界经济增速维持3.7%，但主要经济体分化明显。美国经济快速增长难以持续，出现“见顶”迹象，欧盟增速难以阻止复苏，日本经济仍将持续低速增长，国际组织纷纷下调全球增长预期，世界银行表示：“世界经济黑色十年在不确定性增大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块的脆弱性进一步显现。
随着主要经济体增长预期不容乐观。美元的增资和资金外流，高负债国家违约风险乃至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加大，部分国家一旦出现金融或债务危机，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波及全球。
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因素进一步积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力对比变化，大国博弈加剧，中美结构性矛盾难以短期解决，已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和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国际经济格局出现重大调整。重塑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和挑战，我国面临的外部制度性约束显著加强，压力显著增大。
此外，多边体制面临危机。短期内，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思潮难退，贸易摩擦紧张态势难以根本缓解，将对全球价值链稳定有效性和供应链协调产生广泛影响。
全球贸易投资环境更趋复杂。
面对严峻的内外考验，2022年，我国作为积极有效的应对，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但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看国内，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33558www.Sina.com/FRB连续加息，经济增速见顶回调迹象更加明显。 日本和欧元区经济持续减速，新兴经济体仍面临债务和结构失衡挑战，增长相对疲软。
有何变？全球经济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困扰，全球化进程中的电子、汽车等行业增长明显疲软。 中美谈判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出现了此前征收关税的滞后影响。
一是全球经济周期之变。在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国内综合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开始考虑调整产能配置。 在半导体、生物医药、精密制造等战略领域，核心技术仍然束缚人类，产业进化速度可能会缓慢或中断。
二是贸易摩擦之变。集中整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能过剩、房价快速上涨、地方债务积累和金融杠杆上升等风险。 但是，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大幅波动，风险越来越有可能跨市场、跨行业、跨地区、跨境传导。
“这些重要变化具有长期性、联动性、累积性的特点，如果应对不当，有可能影响经济运行全球化，拖慢高质量发展步伐。 ”李伟说。
三是产业转移之变。
四是风险应对之变。美欧日联手推进所谓“WTO现代化”改革的意愿明显上升，如果不能以更积极、更开放的心态和更有效的方式参与新规则的构建，将成为国际经贸体系中被边缘化的松鼠
忧在哪？央行近期通过全面降准、中期便利等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由于金融机构资本金约束、金融机构规避风险、金融结构过度间接融资，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仍然较高，宽货币、严信用
一是在国际规则调整中被边缘化之忧。就业变化相对滞后，经济下行对就业的影响预计将在今年上半年逐步显现。
二是资金传导机制不畅之忧。宏观调控要兼顾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等多个目标，各部门如果调整不当，政策效果可能不理想。 另外，中美经贸谈判90天期限即将到来，目前虽然谨慎乐观，但也存在变数，宏观政策可能难以应对。
三是经济下行引发失业之忧。社会有两种观点。 一是期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刺激和大水冲击。 另一个是不需要调整宏观政策，期待市场自然出来。
李伟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可取。四是政策协调不当之忧。
总的来看，只要做好政策协调，确保政策落地见效，2022年经济运行就有条件赢得前降后稳的局面。
如何应对这些“变”与“忧”？
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在供给侧，但全球总需求减速和内需走弱叠加增大了短期下行压力。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用好宏观、结构性和社会三大政策，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兼顾需求管理。
李伟指出，2022年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反映在各地区，除少数地方外，大多数地区经济增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经济下行，中低收入地区面临的下行压力更大，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
就业、去杠杆、强三农、促创新……同时，四个板块内部的区域差异也在加大。 在各区域板块内部，南方地区总体好于北方地区。
李伟分析，欠发达地区结构短板在于制造业发展滞后。 以往西部地区投资多集中在能源、交通和生态环境领域，制造业投资相对不足的投资结构进一步强化了现有的结构性矛盾。
区域经济格局有什么新变化？2016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上游行业产品价格和企业利润实现快速增长，但下游制造业面临需求、成本双重压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西部地区的效益指标仍然弱于东部地区。
李伟指出，今年首先要重点研究如何稳定和加快欠发达地区增长，弥补稳增长和发展能力不足，把地区产业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西部地区面临的压力最大。
从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来看，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地区也存在明显差距。金融领域要及时完善和及时调整房地产宏观审慎政策，确保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货币环境稳健中性。
去杠杆怎么推？目前国有企业举债评估指标主要是资产负债率，但该指标行业差异较强，操作空间较大。 李伟认为，可以将债务增速等作为去杠杆化考核指标。 另外，还要继续加大对僵尸企业的处置力度。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速与经济下行压力相关性较强。 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要特别重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无序扩张。 2022年，要加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全口径监测预警推进问责、责任机制有效落地； 强化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约束机制，强化着力积极推进市场化转型的金融监管，加强监管协调，严控金融体系，支持地方政府扩大隐性债务。
居民部门控杠杆，关键是要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从长期趋势看，我国就业总量的矛盾已经几乎不是问题。 但在未来一个时期，特别是2022年，就业结构矛盾可能更加突出。
国企去杠杆，要以优化去杠杆考核指标为重点完善国企债务约束机制。2022年受贸易摩擦影响突出领域就业压力可能逐渐显现
就业如何稳？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一些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行业，甚至一些存在“泡沫”的行业的失业压力不可低估；
二是部分地区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就业压力仍然突出；就业贡献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明显弱化；
三是经济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时期，部分领域机器换人趋势明显，部分高龄、低技能劳动力就业难度加大；
四是过去对就业贡献突出的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仍面临不少发展压力，“有人不工作，没有人工作”的矛盾更加突出。
此外，农村、农业劳动力蓄水池作用明显下降，部分隐性失业可能更加突出。
李伟指出，首先要做好失业预警和应对措施，特别要关注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群体就业问题。 要把稳就业稳增长有机结合起来，特别要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加强就业服务，特别是完善劳动力供求信息发布。
对可能受到冲击的行业和群众，可以采取稳定补贴、公益性岗位开发等政策，切实发挥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的基础性作用。 对大学生和新生代流动人口合理引导就业预期，加快社会保障体素改革完善，破除歧视性政策，稳步提高就业质量。
五是技术进步加速，
面对广大贫困群体、贫困村、贫困县脱贫摘帽的新形势，李伟指出，要把防止返贫和新增贫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真正实现长寿命、高质量脱贫。 研究如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通过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果研究解决收入水平略高于建卡贫困群体政策支持不足等新问题尽早规划2020年后减贫战略，做好前后衔接
李伟表示，稳定农产品供应，必须加快构建新型支农保护制度，既符合市场化导向，又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又能稳定产能，保护农民利益。 稳就业要多渠道，特别是要在势利导下大力发展农村产业，继续推进农村土地、金融、人才体制体制体制改革。
六是2022年大学生毕业人数将达到860万，不仅数量再创新高，对就业岗位和收入的诉求也较高，
乡村振兴怎么干？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重视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发展新的产业集群。
关键技术“卡脖子”的局面如何破？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全球制造业转向数字化和绿色化，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面临重大调整。 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基础还很薄弱，如何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提高竞争力，形成新形势下产业集群的新优势，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李伟认为，在我国经济增速平稳回落的这些年，创新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作用更加凸显。中国关键核心技术“掐脖子”问题在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更加突出。 但突破关键技术并不是闭门进行创新，而是在开放式创新中将世界创新资源为我所用。 另一方面，突破重要核心技术，要避免形成新的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许多关键技术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市场竞争问题是产业生态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问题。
李伟指出，现阶段我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有利条件更多。 研究如何在强化市场导向和创新开放的背景下，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创新政策、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更加协调，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在关键技术市场化、产业化中的决定性作用
